《繁花》，一树粤港沪文化交融之花 -

电视剧《繁花》通过杏花楼的经典定胜糕、黄河路闪烁的霓虹灯招牌、港式经典粤菜干炒牛河、辛芷蕾一袭旗袍惊艳全场等细节，生动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粤港沪三地文化交融的盛况。王家卫导演以极具时代特色的视觉符号，构建起属于那个年代的都市图景。小说原著作者金宇澄与影视导演王家卫共同展现出，唯有通过食物、语言与日常器物的层层铺陈，方能清晰勾勒出90年代的城市记忆。当三地历史与人文在市井生活的变迁中碰撞激荡，恰如"乱花迷眼，水银泻地"的隐喻。缺乏这些细腻刻画与鲜活人物，《繁花》不过是个空壳式的时代剧。

《繁花》官方海报：霓虹灯映射粤味文化
《繁花》自开播便引发热烈反响，自2023年12月27日首播以来，讨论热度持续攀升：豆瓣开分达8.1，央视八套首播10分钟收视率突破2%，峰值更高达2.6%。沪语版《繁花》不仅唤醒了上海市民的城市记忆，更在更广泛群体中掀起对香港与粤味文化的怀旧浪潮。王家卫通过《繁花》镜头，将上海、香港与广东的文化元素巧妙交织。换句话说，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从日常生活到流行文化，均深深烙印着岭南文化的痕迹。
不到八百米的上海黄河路作为主要取景地，成为剧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高低错落的霓虹灯广告牌不仅重现了90年代上海的繁华街景，更让观众仿佛置身香港兰桂坊的璀璨夜色。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曾描写白流苏初见香港的情景：‘霓虹灯招牌在绿意盎然的海面倒映闪烁’。如今，这种霓虹与海的意象，已成为两地独特的文化印记。

黄河路上璀璨的霓虹灯广告招牌，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见证。霓虹灯技术早在1920年便传入香港，当时一些商人在唐楼建筑上层安装此类灯光装置，凭借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吸引顾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光影艺术逐渐从香港扩展至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街头巷尾密集的霓虹灯牌重塑了都市天际线，巨型且色彩斑斓的广告招牌成为现代城市繁荣的标志性符号。在上世纪90年代港台文化风靡的背景下，霓虹灯频繁出现在电影镜头中，尤其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花样年华》通过霓虹光影构建出迷离梦幻的都市氛围，《重庆森林》则以抽帧手法呈现梁朝伟在霓虹灯晕染下的疏离感。同期广东影视作品如《雅马哈鱼档》《公关小姐》《外来妹》等，也将霓虹灯作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重要意象，其中《雅马哈鱼档》更以真实场景展现80年代广州个体经济的崛起。

作为三地文化交融的天然纽带，粤菜在黄河路的商业版图中占据特殊地位。上海作家协会理事马尚龙曾指出，90年代鼎盛时期的黄河路，餐饮业几乎全以粤菜为主导，部分商家甚至从香港引进顶级粤厨驻店经营。这种饮食文化的兴盛与当时上海市民对港台文化的追捧形成呼应，港台明星频繁造访黄河路的粤菜馆，使其成为连接沪港文化的重要桥梁。霓虹灯下的粤菜馆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时代脉搏的具象化呈现。

港式经典菜肴“仙鹤神针”曾被唐鲁孙在《吃在上海》中记载：随着广东人在上海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饮食文化以清醇淡雅为特色，与沪帮、扬帮的浓重油腻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粤菜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终在海派餐饮中占据主导地位。至抗战初期，粤菜已然成为上海饮食界的主流流派。

学者周松芳在《粤菜北渐记》中指出，真正让“食在广州”这一说法广为流传的，其实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包容与推动。在电视剧《繁花》中，阿宝初次光顾“至真园”餐馆时点选的“干炒牛河”桥段，恰是对这一饮食文化传播现象的生动诠释。

这道以重油著称的港式粤菜，其烹饪精髓在于“吃完盘底不留油”的标准。看似简单的炒制工艺，实则考验厨师的火候掌控与食材搭配功力。作为粤菜厨师的试金石，干炒牛河不仅承载着传统粤菜的精髓，更凭借独特的风味成为无数食客的味觉挚爱。

电视剧《繁花》通过至真园的招牌粤菜"干炒牛河"展现了粤菜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沪三地文化交融的缩影，这种源自岭南的烹饪艺术不仅承载着地域特色，更成为连接三地人文情感的天然桥梁。在王家卫执导的剧版中，饮食场景的拍摄尤为用心，每个角色都具有鲜明的味觉偏好：汪小姐钟情于夹杂着咸香的排骨年糕，宝总偏爱简单的泡饭，爷叔则对寓意吉祥的定胜糕情有独钟，而葛老师则保持着传统早餐习惯，每日必食豆浆油条。

《繁花》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上海特色小吃排骨年糕，引发观众热议的定胜糕则源自杏花楼。这家以广式点心闻名的百年老字号，始创于1851年，由广东人"胜仔"在上海开设。1888年，来自广东番禺的李金海加入杏花楼厨房担任学徒，后成长为技艺传承的核心人物。时至今日，杏花楼的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粤菜，“港式服务”也曾引领上海潮流。1997年香港回归后，黄河路掀起追逐“港式服务”的热潮，最鼎盛时期每晚夜宵需提前排队，一批客人散去后，桌椅便立即翻新供下一批人使用。有时客流量过大，甚至来不及更换桌布，客人直接在光洁的桌面用餐也毫无介意。待营业结束时，天色已微亮。正如《繁花》所揭示的，表面看似围绕饮食男女的情节，实则暗含山河岁月与时代变迁的深意。从饭店的木质桌椅到餐桌上的点心，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串联起不同人物的生存图景，也映射出“风自南来”所带来的新事物与旧传统的交织。

王家卫对上海的情结不仅体现在视觉呈现上，更贯穿于他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运用。影片中57首配乐中，诸如《似是故人来》《偏偏喜欢你》《一生中最爱》《遥远的她》《不再犹豫》等老歌成为时代记忆的注脚。其中《新鸳鸯蝴蝶梦》和《千年等一回》更是1993至1994年间风靡全国的华语金曲。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本土流行音乐实则渊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但“移民之初”并未形成产业化发展。直至70年代，在岭南文化土壤中扎根并吸纳外来文化元素，香港才逐渐孕育出成熟的流行音乐体系，许冠杰、林子祥、温拿五虎、谭咏麟、徐小凤、罗文等音乐人的崛起，为香港流行音乐奠定了坚实基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港台流行歌曲通过文化交流与商业互动大规模传入内地，尤其以“歌神”许冠杰为代表的粤语流行曲在广东掀起热潮，进而推动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广东成为内地流行音乐史上的多个“第一”诞生地：首家现代音乐茶座、首间唱片公司、首个音乐排行榜、首次 MTV 拍摄、首推歌手签约制等。这些创新举措与音乐人不断涌现，共同构筑起内地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形成了跨越地域的文化共鸣。

20世纪80年代广州东方宾馆音乐茶座的场景令人难忘，金宇澄在《繁花》开篇描绘的"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的画面，精准捕捉了沪港文化交融的独特气质。当电灯下数着钞票将其收入西装内袋，对着镜子精心梳理三七分发型，以骨子里的慵懒姿态挺直腰板，最终在黑暗中悄然熄灯——这一幕既似梁朝伟在《阿飞正传》结尾的疏离，又暗含着上海滩特有的都市情调。这种文化共鸣在王家卫的电影中尤为显著，他镜头下的香港故事总藏着上海的影子。而早在1934年，随着邵氏兄弟将天一影业公司总部从上海迁至香港，广东籍电影人便已开始书写沪港影视文化的共生篇章。郑君里、蔡楚生、黎民伟等名导，阮玲玉、胡蝶等影后，以及众多广东商人投资的电影院，共同构筑起跨越珠江口的文化桥梁。这段历史恰似三地文化交融的生动注脚，印证着粤港沪之间绵延百年的文化纽带。

《繁花》剧中频繁出现的上海弄堂意象，恰与导演王家卫的个人经历形成微妙呼应。这位1958年生于上海的电影人，年仅5岁便随父母迁居香港。他镜头下的都市图景始终游走在"香港的上海"与"上海的香港"之间，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使上海成为其潜意识中魂牵梦萦的故土。正如那些在战乱年代从上海流亡至香港的文人群体，构成了王家卫电影美学的深层底蕴，《花样年华》中氤氲的上海情调与《繁花》对弄堂生活的细腻描摹，皆源自导演与这座城市的特殊羁绊。

身着旗袍的辛芷蕾在电视剧《繁花》中演绎至真园老板李李，通过细腻的表演刻画时代变革中市井百姓的烟火人间。作为同名舞台剧的改编作品，该剧曾在香港上演，艺术总监张翔曾表示："上海与香港皆具相似的城市肌理，层层叠叠的建筑轮廓与嘈嘈切切的生活气息交织其中。"这种对城市文化本质的洞察，精准诠释了粤港沪三地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共享的文化基因——源自市井生活的日常烟火，沉淀出深沉隽永的文化底蕴。作为游离于主流历史叙事之外的城市缩影，这些充满活力与诗意的民间智慧，唯有通过对具体生活细节的还原方能打动人心。王家卫导演擅长以微见宏的艺术手法，为呈现1980年代上海的真实风貌，《繁花》剧组历时多年精心筹备，持续搜集历史资料并开展田野调查，深入挖掘城市记忆的深层脉络。从等比例复刻的黄河路街景到密集排列的霓虹灯牌，从1984年新娘的红色开襟外套到三十年前的绍兴"飞天"黄酒，从书报亭里泛黄的邮票到带有时代印记的玻璃花窗，每个细节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饰演潘经理的佟晨洁在采访中透露，剧中略显夸张的发型设计实则源自其母亲当年的照片，这种跨越时空的细节呼应，正是《繁花》创作团队对时代印记的细腻捕捉。剧作中每一帧画面都凝结着无数生活琐碎，这些常被忽视的日常器物与场景，在反复堆叠中构建出真实而生动的生活图景。

电视剧《繁花》与现象级热剧《人世间》均以小物件承载时代记忆，主创团队精心筹备约14000件老物件，在有限时长内铺陈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通过细腻的细节描写，作品构建起清晰的时空脉络，镜头中弥漫着市井烟火气，使剧情的精神内核扎根于现实土壤，呈现出厚重真实的艺术质感。侯孝贤执导的《海上花》曾邀请阿城担任美术指导，阿城提出"电影里没有用的东西要多"的创作理念，认为堆砌的无用之物能营造出生活的真实气息。这种真实感源自日常生活的具象呈现，当微观的空间、家庭与人物通过具体物件串联，便能折射出宏观的社会图景与时代洪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指出，优秀创作需具备经验、观察与想象三大要素。要刻画真实的生活图景与特定群体，创作者必须以专业态度深入生活肌理，"当前文坛诸多作品令读者失望，根源在于细节层面存在漏洞，材料与经验缺乏实证基础，无法塑造丰满的真实感"。他认为，真实感的构建本质上是细节的累积过程，创作的最终较量，归根结底是经验与细节的比拼。

电视剧《繁花》中宝总最爱吃的泡饭日常叙事式写作放弃了以往那种史诗性建构的冲动，由聚焦重大主题转向关注个体生存，书写时代变迁中普通个体的日常经历与生命感受，建构起新的文学空间，催生了新的美学表达，推动着中国文学螺旋式向前发展。金宇澄的《繁花》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之一。他用无数的细节描写上海的市井生活，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上，自觉地将文学的触角伸向所置身的日常生活，用饮食男女的故事，铺就繁花似锦的人情世态，再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与褶皱”。在此基础上，王家卫用精密的细节，还原了一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和精神风貌，唤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织就了粤港沪三地文化交融的一树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