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一次关于女性复仇的想象与失落 -

2023年电影市场中，女性议题与真实案例的叙事模式展现出强劲的票房吸引力。《消失的她》以33亿票房引发广泛讨论，而《孤注一掷》更以38亿的票房成绩成为焦点。下半年上映的《鹦鹉杀》曾因融合这两项元素备受期待，但最终3000万的票房成绩与持续低迷的豆瓣评分（6.1分），让市场预期与实际呈现产生强烈落差。这种现象不仅折射出创作与营销的脱节，更暴露出女性题材影视创作面临的深层挑战。

当陈思诚因《消失的她》中刻板的女性形象遭遇批评后，女性创作者更谨慎地寻求突破。性别视角的反思已成为创作领域的自觉实践。尽管"女性复仇"作为经典叙事范式历史悠久，但如何讲好这一题材却愈发艰难。传统创作模式主要包含三种路径：对主角进行性别转换、赋予女性超凡的武力值、或借助男性作为复仇工具。

《鹦鹉杀》试图突破这些套路，探索更具女性特质的复仇叙事。导演麻赢心在采访中强调："创作女性主导的电影，本质是理解女性，而非教导女性。"影片尝试从受害者视角切入，关注情感创伤与自我重建，并延伸探讨人性中对真挚情感的追寻、以及情感操控的本质命题。这种创作野心在映后访谈中得到体现，但多重反思的叠加反而形成了表达上的矛盾。

关于女性复仇的叙事为何难以引发共鸣？影片的创作意图与新生代观众的情感结构产生错位，导致此次女性表达的困境。当女性创作者在"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中反复探寻时，本质仍是在以男性为参照系进行定位。这种"自证"的困局反映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在叙事场域中的不稳定性。

《鹦鹉杀》的剧照揭示了影片对两性关系的深层预设：男性被赋予理性与暴力的特质，而感性及非暴力沟通则被默认为女性的专属领域。这种先验性的性别框架，反而使女性主义知识沦为另一种权力规训的工具。尽管女性自我和解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内在的自我修复难以真正撼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导演麻赢心试图通过影片表达对性别议题的关注，然而其呈现方式却显露出内容上的幼稚与空洞——去政治化的两性叙事最终沦为一种虚无的精神胜利。

导演在访谈中坦言："这个故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杀猪盘'本身对女性的伤害，另一个是更深层的性别议题。"影片以周冬雨饰演的女白领周冉遭遇情感诈骗为切入点，展现其通过"反向杀猪盘"实现复仇的特殊路径。周冉的策略是让骗子爱上自己，再借机将其绳之以法。这种复仇逻辑建立在情感至上的前提下，暗示着女性将真心视为最珍贵的资产。导演在微博和采访中强调，她希望将"情感"这一传统女性软肋转化为刺向男性的匕首，通过"你不爱我，我就让你爱上我"的叙事，重新定义情感价值。

这种"真心至上"的创作理念，实则延续了某种陈旧的爱情观念。片中反复出现的《恋曲1980》及其"爱情永远是什么"的追问，恰如其分地映射出这种观念的局限性。周冉重返案发现场，本质是在寻求对林致光骗局中是否存在真心的确认。她的行动暗含着对情感本质的浪漫想象：相信爱能超越理性与欺骗，认为通过情感操控可以实现对伤害的补偿。这种叙事模式在《风月》中得到呼应——张国荣饰演的拆白党忠良虽以欺骗为业，却在巩俐饰演的如意痴心感化下失去了行骗能力。当如意质问"你爱我吗"时，忠良的内心动摇揭示了情感对男性权力体系的瓦解力量。

电影《风月》（1996）的剧照背后，隐藏着关于爱情本质的深层思考。作为该片编剧的王安忆曾回忆与导演陈凯歌的创作历程，指出陈凯歌明确表示："他终于要聚焦'爱情'这一主题......他认为女性在爱情中更具有主动性的理由，甚至将爱情视为女性对抗世界的武器。"这种观点揭示了传统叙事中男性对情感的疏离与女性对爱情的执着之间的张力。然而，当创作者试图通过强调真心来建构爱情价值时，反而暴露出一种认知偏差——男性对情感的轻视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因为真正的反击应当触及对方最珍视的核心价值，而非单纯评判其可悲。

相较于张爱玲，她更倾向于直面现实，拒绝幻想浪子回头或以真心进行复仇的浪漫主义叙事。在《第一炉香》的乔琪乔与《倾城之恋》的范柳原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映照：当男性以寡情薄幸维持情感优势时，女性的执着反而成为被审视的对象。这种错位的想象背后，折射出传统爱情观与当代情感结构之间的断裂，也暴露出社会对女性情感特质的刻板定型。

导演麻赢心对"恋爱脑"等概念提出批判，认为这些词汇实质上是在矮化女性对情感的天然珍视，却模糊了其中真正的结构性矛盾。她指出，这种话语体系往往将女性置于被动的受害者位置，而忽视了女性情感价值的复杂性。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语境，会发现女性对情感的过度投入实际上源于男权社会对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渠道的系统性压制。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中，爱情的价值被异化为权力关系的投射，当女性试图通过情感建立主体性时，往往面临被建构为依附者的困境。

《鹦鹉杀》剧照。随着新一代人群情感认知的演变，传统追求爱情、歌颂爱情的模式正在被新的情感体验所取代。与过去热衷于浪漫爱的叙事不同，当代年轻人更倾向于以旁观者视角审视爱情现象，构建起基于理性观察的情感认知体系。这一"情感结构"概念源于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学术研究，指特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一种集体情感体验，其本质是通过非语言方式传递的共同生活感知。

在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这种情感结构的变化呈现出多重动因：首先源于媒介时代女性群体对浪漫叙事的祛魅过程，其次与女性主义对传统男权体系的解构密切相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经济压力与生存焦虑对精神需求的挤压。从网络文学平台"无CP"专区的兴起，到年度爆款日剧《重启人生》中"姐妹情谊"的叙事转向，再到"反性缘脑"理念的广泛传播，这些文化现象共同印证了当代女性对浪漫爱的主动疏离。

在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下，部分群体逐渐认识到异性浪漫爱的双重属性：其一作为维系两性权力关系的工具，其二则掩盖了婚姻制度的经济本质。正如费尔斯通在《性与社会》中指出，浪漫主义叙事通过将婚姻塑造为非经济关系，实际上强化了性别分工体系。这种认知导致年轻女性在面对强调"反杀"主题的电影时，更关注女主能否在情感陷阱中保持经济独立性。

当观众看到"骗我感情可以，骗我钱不行"的表情包时，其中蕴含的"爱无能"态度已形成某种情感共鸣。这种态度既是对浪漫爱叙事中潜在剥削关系的清醒认知，也是在现实压力下难以维系亲密关系的无奈体现。因此，当电影《鹦鹉杀》展现女主被骗55万后仍执着探讨爱情本质的情节时，观众的质疑便自然产生："这种恋爱是非谈不可吗？"

尽管"爱无能"看似与"杀猪盘"频发的现实存在矛盾，但这种悖论恰恰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觉醒的双重面向：既是对情感剥削的主动抵抗，也是在现实困境中对亲密关系的无力应对。浪漫爱所承诺的情感慰藉与身份认同，始终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能需求。正如澎湃评论所指出，"杀猪盘"精准抓住了年轻人在情感需求上的矛盾心理——既缺乏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又渴望获得稳定的情感支持。

导演虽试图通过影片消解受害者的"情感羞耻"，但"骗中骗"的叙事结构未能真正回应观众的核心诉求。当观众已具备情感认知的自主性，更关注如何追回经济损失时，影片的情感叙事便失去了与受众的连接点。这种现象也揭示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复杂可能：在真实案例的映衬下，"杀猪盘"题材的电影既需要呈现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也需构建有效的解决方案。

《鹦鹉杀》的海报传递出某种隐喻性叙事，整部影片的情节推进几乎完全依托视觉意象完成。海岛、迷雾、菩萨、鹦鹉、章鱼、六角恐龙、红围巾与阳光等元素轮番登场，试图通过符号堆砌构建悬疑氛围。但这种以意象代替叙事的手法显然失衡——当角色陷入迷茫便制造迷雾、产生悬疑则伴随音乐、困顿时刻竟出现撞车自杀的桥段，其逻辑链条如同碎片化的拼图，难以拼凑出完整的故事脉络。即便周冬雨凭借细腻演技塑造出复杂的人物层次，过度依赖意象的叙事策略仍使影片陷入空洞的视觉狂欢，宛如一篇堆砌华丽辞藻却缺乏真挚情感的习作。

《鹦鹉杀》的剧照中，一个旨在重塑女性形象却适得其反的情节引发关注——女主角庞宁（李梦饰）在识破骗子二号许照（张宥浩饰）的骗局后，竟选择在陌生环境中深夜单独赴约，忽视双方的体格与力量差异，试图通过溺水手段制服对方。若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常被贬为工具人或纸片人，男性创作者易受诟病；而《鹦鹉杀》则走向另一极端，女性角色被赋予超常力量，却因过度强调"胜利"而显鲁莽，情感智取反被视作幼稚。作为导演的首部作品，此类叙事上的不足或可理解；但核心设定与现实性别文化语境的错位，亦导致预期认同的落差。尽管女性表达的失落难以避免，但这并不等同于彻底失败。影片仍为女性主义叙事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女性立场的确立——包括视角、经验与情感共鸣的呈现——值得肯定。"骗中骗"的叙事虽存争议，却展现了女性独特的认知模式与行动逻辑。在十五分钟的"永恒对视"场景中，周冉抽身后退的瞬间，标志着女性自我救赎的突破。而女性情谊的重构，则成为颠覆男性主导叙事、探索互助主题的新尝试。当暴力与欺诈成为叙事核心，女性复仇题材的表达困境愈发凸显：既不能依附男性力量，也不能通过家庭资源实现突破，更无法依赖超自然能力达成目的，女性间的相互支持或成为唯一可行的叙事路径。此类探索在《大小谎言》《黑暗荣耀》等作品中均有相似呈现，展现出当代女性主义叙事的潜在方向。

美剧《大小谎言》（2017）的剧照揭示了影视作品中对女性主义议题的深刻探讨。剧中情节设计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惊悚感，当庞宁在遭遇网络诈骗后重新建立恋爱关系，却从新男友的手机聊天记录中发现其出轨行为，这种真真假假的现实映射引发思考：在男权社会主导的婚恋关系中，是否存在着隐形的欺骗？更进一步地，这种对婚姻本质的质疑，是否也适用于整个社会结构？

男性创作者往往存在将男性经验普遍化的倾向，他们习惯性地将个人认知上升为普遍真理，借助科学理性构建客观话语体系。这种叙事方式在无形中强化了性别压迫，使女性作为"他者"被边缘化，其主体性体验被系统性抹除。而《鹦鹉杀》则突破这一传统框架，以女性视角重构叙事，承认经验的局限性与主观性，展现出女性主义创作的创新精神。

对于所有女性创作者而言，我始终怀揣着复杂的情感：既有对突破传统叙事的期待，也难免因结构性困境而感到失落，更无法苛责她们在男权文化重压下的艰难探索。每个女性都需经历认知解构与重塑的过程，如同经历一场精神层面的刮骨疗毒。但唯有持续关注和支持女性创作，才能见证她们在与男权文化不断的较量中，实现对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双重超越。

参考资料：付子洋《当"杀猪盘"受害者决定复仇》（南方周末，2023.09.23）；曾于里《以爱行骗："杀猪盘"如何趁虚而入》（澎湃思想市场，2023.10.2）；雷蒙德·威廉姆斯《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唐娜·哈罗薇《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纽约激进女性主义宣言（1973）；舒拉米特·弗赖森《性辩证法：女性主义革命的论据》（1970）；卡迪·周斯《远离爱情：对新工作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批判》（2018）；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2012）。

本文为独家原创。作者：杨矗矗；编辑：荷花；校对：柳宝庆。封面图片为电影《鹦鹉杀》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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