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第一季更敢拍！台剧解锁新「恶」 -

《我们与恶的距离2》似乎正在打破「第二季魔咒」。开播两集便以豆瓣8.1的高分引发热议，在中国台湾、印尼、新加坡等地区流媒体平台夺得收视冠军。这部以超市纵火案为切入点的剧作，通过五具遗体与十二名伤者交织的「哭嚎」，牵引出六个家庭在命运齿轮下的命运纠缠。继六年前首部作品以社会议题探讨打破台剧传统叙事范式，斩获第54届台湾电视金钟奖后，编剧吕莳媛历时四年田野调查，构建起跨越二十年的因果轮回。当叙事从纵火案的现场转向政治斗争，从创伤医师的视角切换至废死议员的立场，剧作在展现多重复杂叙事张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对「选择」、「修复」、「理解」、「接住」等核心命题的深层思考。这种将现实议题与人性探讨深度融合的叙事方式，是否能在承载过多复杂元素时保持结构完整？

在台湾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以爱情题材实现「实验性」突破并成功吸引观众一直是其擅长的创作路径。从《我可能不会爱你》对友情与爱情复杂关系的探讨，到《16个夏天》对青春遗憾的诗意呈现，再到《想见你》通过时空穿越构建的情感迷宫，这些作品始终把握着观众的情感需求。然而，即便是技艺高超的「厨子」，也需要不断推出新菜品才能满足观众的期待，更何况台剧的创作野心早已超越单一题材的局限。近年来的台湾电视金钟奖获奖作品显示，台剧正逐步突破爱情叙事的框架，将目光投向更多元的社会议题，在保持情感共鸣的同时拓展内容深度，这种转型标志着台剧「实验性」创作的新方向。

近年来，台湾电视金钟奖获奖作品及类型（表格整理：传媒1号）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2》在此背景下实现突破，其成功源于对叙事结构的创新重构。第一季通过精神病患者随机杀人事件这一社会切口，直击台湾社会的深层问题，将‘无差别杀人’、‘媒体伦理’、‘司法困境’等深刻议题引入公众视野，形成了剖析社会现象的有力工具，最终斩获‘台剧天花板’的美誉。

第二季以「不变的叙事风格 改变的叙事结构」再次展现台湾电视剧勇于突破的创作野心。编剧大胆运用去中心化的「叙事实验」手法，消解传统主角叙事，通过多线并进的架构构建复杂的社会图景。故事以一起超市纵火案为起点，这起案件恰逢台湾实施「国民法官制度」后，成为首例可能面临死刑判决的典型样本。然而，当纵火案的真相尚未明晰，一桩涉及思觉失调患者与法警的旧案却悄然浮现；政治线刚触及罢免危机，医疗线又深入精神科体系的腐败内核。前两集看似信息过载的叙事策略，实则揭示了第二季的核心意图——借助群像叙事承载社会议题，使人物版图超越单纯的案件范畴。与传统犯罪剧以「破案」为叙事轴心不同，《我们与恶的距离2》将社会议题置于核心地位，案件仅作为触发事件。剧中精神科医生马亦森（周渝民饰）因妻儿死于纵火案，从救死扶伤的医者转变为复仇者，其精神状态的崩解成为对「废死」制度深刻反思的切入点。

随着剧情推进，纵火案主犯胡冠骏（刘子铨饰）的童年经历与家庭创伤被层层剥开，使得"加害者是否亦为受害者"这一尖锐议题在故事中持续发酵，引发观众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层思考。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2》中，马亦森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角色，于第二集结尾选择退出职场淡出主线；与此同时，罗誉从原本的幸福少年逐渐转变为加害者家属，而镜头则聚焦于加害者胡冠骏面对的成长困境。这种多重视角的叙事手法，精准映射了现实社会的复杂肌理——正如剧集开篇所揭示的「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每个人既是自身命运的主导者，也可能是他人悲欢的见证者。

在创作层面，《我们与恶的距离》可被视为台剧近年来深入社会议题的开端。该作品通过精神犯罪的叙事，为台剧开启了一条探索多元社会议题的路径。随着后续创作的蓬勃发展，台剧不断拓展叙事边界，深化对社会问题的剖析。从《我们与恶的距离》关注精神犯罪，《她的她的她》直面性侵创伤议题，再到《模仿犯》探讨媒体暴力影响，台剧已形成直面禁忌的创作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并非首部突破第二季魔咒的社会议题剧，2015年的《麻醉风暴》与2017年的《麻醉风暴2》已通过医疗题材展开社会讨论，其中第二季更被公认为台剧社会批判的典范。

《麻醉风暴》荣获第50届电视金钟奖迷你剧集奖，而《我们与恶的距离2》自开播以来持续引发社会讨论的热潮，标志着台剧在创新探索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该剧不仅成功打破了「第二季魔咒」，更通过深入剖析人性与社会议题的关联，激发观众对现实问题的深层思考，将台剧在探讨复杂社会现象的维度提升至全新高度。台剧正凭借这种「实验性」的创作革新，逐步摆脱过往的标签束缚，转而以现实主义叙事为核心，重塑其在影视领域的角色定位。

《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列的热播，彰显了台剧在社会议题领域的革新，成功摆脱了传统偶像剧的桎梏，开创了富有思辨性的新美学体系。这种转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台剧整体生态重构的必然结果。过去，台剧市场长期被《流星花园》《微笑Pasta》《命中注定我爱你》等浪漫叙事主导，形成了稳定的「造梦」模式。然而自2015年起，《麻醉风暴》《出境事务所》等作品开始关注殡葬师、麻醉医师等特殊职业，直面医疗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与生死议题，最终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实现了突破性表达。从「造梦」到「诊脉」的范式转换，标志着台剧创作理念的根本性进化。相较之下，内地剧在社会议题呈现上展现出不同的路径特征，这种差异既源于创作环境的分野，也体现出美学取向的差异。若说台剧通过持续创新构建起「去中心化」的叙事视角，那么内地剧则更倾向于采用「中心化叙事」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台剧擅长深入探讨边缘议题，如《我们与恶的距离》剖析无差别杀人案背后的媒体生态与司法漏洞，《做工的人》以黑色幽默展现底层劳工的生存困境，《她的她的她》则聚焦性侵受害者的心理创伤，打破社会对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相较于港台剧的直接呈现，内地剧更擅长以温情的方式探讨社会主流议题。《人世间》通过周家三代人的命运轨迹，全景式展现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以细腻的情感叙事勾勒时代变迁的深层脉络；《县委大院》聚焦基层治理一线，通过真实细腻的刻画，展现党员干部在平凡岗位上履职尽责的坚定信念与奉献精神；《烟火人家》以家庭关系为切入点，通过代际矛盾的刻画，深入探讨亲情纽带的维系与家庭和谐的实现路径。

从现象上看，内地电视剧在探讨社会现实问题时普遍运用两种叙事策略。一方面，以基层治理为切入点，例如《县委大院》将矛盾置于生活化的治理场景中，通过光明县拆迁、环保整改等具体案例，在干群互助的互动模式下推动问题解决。另一方面，采用类型化转码的方式，如《开端》用时间循环的科幻设定包装公交车暴力事件，《对手》借助间谍题材的外壳展现中年危机的深层困境。此类手法在拓展叙事维度上具有积极作用，却也导致社会议题的核心矛盾被弱化。

如果说台剧的核心创作理念是通过多元人物群像折射社会议题，那么内地剧则呈现出轻重并举的创作策略。在「重」的突破层面，《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主旋律群像剧以史诗叙事将个体命运融入时代洪流，而《人世间》凭借周家三代人五十年沧桑变迁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共鸣，创下央视近八年收视纪录。在「轻」的创新维度，更多作品选择以微观视角切入宏大主题，如《故乡，别来无恙》通过都市返乡青年的日常细节——账单上三四元的流水账、舍不得更换的旧牙刷——让观众在具体生活场景中找到自身映射，实现社会观察的柔性表达。

从社会议题剧的呈现方式来看，台湾电视剧与内地电视剧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更勇于探讨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并通过开放式叙事引发多元视角的对话；后者则侧重于对现实议题的剖析，其选题方向往往遵循国家政策框架或契合主流情感共鸣。

尽管台剧在呈现社会议题方面持续进行创新尝试，但当剧情涉及多元议题与复杂人物关系时，是否所有作品都能如《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列般成功驾驭叙事节奏与核心焦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若处理不当，过度堆砌的议题与繁复的人物关系反而可能成为叙事的负担，导致作品失去凝聚力。因此，创作者需在议题深度与叙事结构间寻求精妙平衡，防止内容失衡。优秀的社会议题剧应将抽象的社会矛盾具象化为人物命运的冲突，而非停留在概念层面的空谈。要突破叙事散乱的困境，或许能从成功剧集中提炼出的「黄金三法则」获得启发。

社会议题剧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公共讨论转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只有当每个角色都能成为议题的具象表达而非机械复述，作品才能避免成为碎片化的拼凑。1号结语指出，社会议题剧的终极目标应是激发观众的思考力，而非提供固定答案。《我们与恶的距离》系列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其未试图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多重视角的交织，促使观众在多元叙事中形成独立思考。真正的优秀作品并非预设思维路径，而是构建反思的场域。唯有深入生活肌理的镜头语言，才能穿透表象，揭示社会运行中的光明与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