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这样的女演员，内娱不配拥有 -

金晨近期的头巾相关网络讨论已逐渐落幕，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围绕头巾议题的抗议活动却持续升温。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该国安全部队在持续三个月的抗议浪潮中已拘捕至少1.4万名参与者，而人权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相关冲突已导致逾百人遇难，其中包括至少40名未成年人。

面对政府采取的高压手段，社会抗议浪潮持续扩大。伊朗知名女演员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多次通过社交平台发声支持反政府运动，近期已被安全部队正式拘捕。

伊朗电影人屡屡遭遇监禁、被禁演或驱逐出境的困境并非孤例。频繁出现的新闻显示，知名演员与导演常因政治原因面临打压。然而，在这般严苛的环境下，伊朗电影艺术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该国电影曾两度斩获奥斯卡金像奖，长期占据国际电影节的聚光灯，更孕育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这般被誉为大师级的导演。今年戛纳电影节上，伊朗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凭借电影《圣蛛》的精湛演技，战胜包括汤唯在内的众多实力派演员，成功摘得最佳女主角桂冠。

在看似贫瘠的土地上，竟绽放出绚丽多姿的花朵，这种反差现象令人不禁思索其背后的原因。或许这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借此契机，深入探寻其中的奥秘吧。

对于许多中国观众而言，这部作品可能是他们接触伊朗电影的首次体验。作为一部经典动画短片，它以9.2分的高分深受豆瓣观众喜爱，长期占据Top250榜单。影片在1999年于美国上映时，创造了伊朗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最高票房纪录，并成功获得第7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标志着伊朗电影正式迈入国际视野。

然而，在《荣光之下》这部作品中，最深刻的体悟反而是那份质朴。整部影片围绕着一个朴素的儿童故事展开：一天，哥哥无意间弄丢了妹妹的鞋子。这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而那双鞋则是妹妹唯一的衣物。

哥哥跪地恳求妹妹保守秘密，眼眶泛红地望着她。为了寻觅一双合脚的鞋子，他满头大汗地在街巷间穿梭，脚步急促得像是踩着碎石子。兄妹俩不得不在清晨上学时，轮流穿同一双磨损的球鞋，那双早已褪色的旧鞋在两人脚踝上留下深深的勒痕。

影片的高潮部分，哥哥参与了一场马拉松赛事。原本期待以第三名成绩获得一双新鞋，却因过度用力意外夺得冠军。当观众以为他将收获奖品时，镜头却捕捉到他因错失季军奖励而落泪的瞬间，这种戏剧性的反差令人印象深刻。

整部影片呈现出极简风格，采用小成本制作方式，由非职业演员出演。创作者刻意保留自然光源与现场音效，摄影手法粗粝真实，剪辑节奏克制，所有元素共同构建出强烈的纪实感，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日常场景。

影片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其朴素表象下蕴含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不仅超越了简单的兄妹情谊，更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与人性的温柔守护。当兄妹二人发现丢失的鞋子被盲人父亲抚养的小女孩穿着时，他们并未强行索要，而是通过一个默契的眼神交流，选择默默离开。相较于好莱坞电影惯常营造的视觉与情绪强烈冲击，这部作品以克制的叙事风格如春风拂面，虽不张扬却能精准叩击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这种美学风格并非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独创，而是80年代中期后伊朗电影新浪潮时期作品的共同特征。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为代表的新浪潮主将，在其创作的「村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生生长流》）中已将该风格推向成熟。影片通过质朴的视觉语言与真挚的情感表达，细腻刻画了普通民众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存境遇。

更多是出于被动适应与隐性抵抗的考量，伊朗电影的保守形态实质上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妥协产物。该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长期将电影视为对神圣秩序的潜在威胁，尤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电影产业陷入停滞，大量电影从业者因'腐蚀公众罪'被起诉，政府随即对已公映的影片展开全面审查，约90%（共计2000余部）遭到禁演。这种严苛的审查机制导致伊朗电影彻底落后于全球电影发展的步伐，早期本土作品普遍缺乏先锋性的技术探索与艺术理念。具有先锋意识的导演阿巴斯因此在国内遭遇长达十年的创作禁令。

伊朗电影审查制度深受宗教法规影响，其规范远超普通道德约束。除严格禁止暴力与血腥场景外，对女性演员的着装与行为有着近乎苛刻的规定。她们必须全程佩戴头巾与面纱，不得展现任何被认为逾矩的举止。这种制度性约束甚至波及最基础的情感表达，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男女主角演绎爱情戏码时也需格外克制，连眼神交流都受到严格限制。

在政治性表达难以直接实现的电影创作中，导演们逐渐将目光投向儿童视角。阿巴斯曾指出，非政治题材同样能够承载深刻的社会批判。通过孩童纯净的双眼，这些作品含蓄地揭示了社会的困顿与人性的挣扎。例如《小鞋子》中，孩子清澈的凝视与家庭拮据的生活场景形成强烈对比，而在《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等伊朗儿童电影里，类似的叙事手法屡见不鲜，以细腻的情感触达观众内心。

为何《小鞋子》直到1997年才使伊朗儿童电影真正走入国际视野？这不仅归功于影片的艺术水准，更与当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伊朗电影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1982年政局稳定后，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本土文化，政府设立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并适度放宽审查制度。然而宗教规范仍保持高压态势，儿童及青少年题材因而成为基金会重点扶持的领域。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标志着伊朗儿童电影的初步崛起。而1997年的《小鞋子》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类型片的国际影响力。

1997年伊朗新总统就任后，该国电影产业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包括废除严苛的审查制度、开放境外影视作品引进渠道以及加大对年轻导演的扶持力度。这一系列举措为伊朗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催生出众多新生代电影人才，更创造了女性导演在行业崭露头角的历史机遇。

在伊朗电影逐渐突破地域局限的进程中，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执导的儿童题材作品《小鞋子》以其成熟的美学表达，成功为伊朗电影走向国际舞台打开了契机。同一年，阿巴斯执导的《樱桃的滋味》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虽未引发商业热潮，却以深刻的艺术价值将伊朗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推向新的高度。随着伊朗电影开始与全球观众建立联系，如何在保持文化特质的同时实现跨文化对话，成为其后续发展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小鞋子》让全球观众认识了伊朗电影的艺术魅力，那么《一次别离》则使其在国际影坛确立了重要地位。2011年该片在柏林电影节斩获金熊奖、最佳男演员与最佳女演员三项殊荣，次年更以卓越的艺术价值力压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实现了伊朗电影在国际奖项体系中的重大突破。

这部以小成本制作和现实主义风格呈现的家庭电影，实现了内容上的突破性尝试。相较于以往单纯呈现伊朗底层现实的局限，影片更深入探讨宗教规训与世俗人性之间的尖锐矛盾，通过细腻叙事折射出该国社会结构的等级特征。同时，影片勇敢触及移民、离婚等长期被社会禁忌的敏感议题，展现出对传统框架的挑战。

影片核心冲突聚焦于护工与雇主之间复杂的关系。男主与妻子处于分居状态，家中独留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无人照拂。他聘请了一位护工，然而这位经济拮据的护工因生存压力，被迫在信仰与职责间做出抉择，承担起照料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重任。

某日归家时，男主目睹父亲瘫倒在地，双臂竟被粗绳牢牢绑缚在床沿。他怒火中烧，认定护工每日将老人束缚后外出处理私事，遂不顾任何辩解，将护工彻底驱逐出家门。

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一天之后，他便面临谋杀指控。据护工所述，在被男主角推下楼梯后，其遭受了严重的身体伤害，最终导致流产。

责任究竟归属于谁？实际上双方都存在不可推卸的问题——男主雇佣了本应处于孕期的护工，而护工在流产的情况下却试图索取赔偿。然而，由于缺乏确凿证据，真相始终难以明确。司法体系在判定责任时显得力不从心，家庭关系也因此蒙上阴影，信任逐渐瓦解。在这样的困境中，宗教信仰意外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但男主却借《古兰经》为护身符，编造不知情的谎言以规避责任，凸显出制度性缺陷与人性博弈的复杂交织。

对于这位护工而言，宗教信仰最终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无法接受以《古兰经》为誓的约束，在道德与信仰的激烈冲突中，内心逐渐崩塌。最终在崩溃的边缘，她以泪洗面地选择了放弃赔偿主张，独自承担所有责任。这种荒诞的冲突，恰恰暴露了宗教信仰的虚伪本质及其双重面目。

伊朗国内对相关影片的宣传较为克制，但并未实施全面禁播。这一态度与2009年总统大选后伊朗与西方国家因核能计划引发的对峙局势密切相关。影片被解读为展示伊朗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象征性表达，通过艺术形式传递国家立场。

纪录片《绿潮》聚焦2009年后伊朗社会的变迁，其深刻的社会观察不仅限于民族叙事，更以普世视角探讨性别平权、教育体系与人性本质等现代议题。这种超越地域界限的议题呈现，意外成为缓解国际政治对立的桥梁。当政治家们在谈论战争、恐吓与侵略时，导演法哈蒂凭借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时刻，伊朗这一国家名称首次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以光辉的文化而被提及"，在政治纷争的尘埃中绽放出古老文明的智慧之光，恰似一位不言自语的文化外交使者。

五年后，其作品《推销员》成功融合了美国经典《推销员之死》与伊朗新浪潮代表作《奶牛》的文本元素，再度斩获奥斯卡奖。该片深刻体现了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突破方向。同期导演贾法·帕纳西与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亦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闻名，他们惯用微观叙事展现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生存困境，通过具体场景折射出系统性问题。在创作理念与技术表达层面，这些导演群体已实现与国际电影语境的深度对话。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白草地》是一部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草原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小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展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探讨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等永恒命题。作品中充盈着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其诗意的语言和象征手法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动人的草原画卷。

尽管伊朗的审查机制曾经历数次松动，但这些调整更多是政治主导下的阶段性妥协，而非对电影艺术发展的实质性支持。宗教根基深植于文化土壤，持续制约着伊朗电影的创作空间。即便伊朗电影已享誉国际影坛，其本土观众仍难以接触完整作品，或仅能观看到经过删减的版本。

伊朗电影的辉煌成就源自一代代电影人坚持不懈、勇敢探索的奋斗历程。在与审查制度的博弈中，他们不仅采取了迂回策略，更以「禁片」形式展开直接抗争。导演阿巴斯曾表示：「有人选择以缺席的方式震撼世界。」标志伊朗电影转型的《奶牛》便因直面贫困村庄的生存困境而遭禁映，成为影史上的重要宣言。

贾法·帕纳西执导的电影《越位》以伊朗社会严格禁止女性观看足球比赛的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展现女性不屈服于规训、秘密参与足球文化的故事，极具象征意义地探讨了性别压迫与个体反抗的议题。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电影作品始终未能在伊朗本土发行。其创作的《再见伊朗》聚焦一位伊朗女律师奋力摆脱国家束缚的历程，《无邪》则深入剖析伊朗社会中存在的强制兵役制度、死刑执行及司法体系等多重问题，而纪录片《禁止收看》则真实记录了伊朗民众在信息获取与言论自由方面所面临的严格限制。

两人因涉嫌触犯伊朗法律而遭到严厉制裁。2010年3月，穆罕默德·拉索罗夫与贾法·帕纳西被当局拘捕。在经历多次上诉程序后，拉索罗夫最终被判处一年监禁，并面临两年旅行限制及终身禁止从事电影创作的处罚。相较之下，帕纳西的判决更为严峻，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同时获罪名包括二十年内不得参与任何影视制作、禁写剧本、禁止接受采访以及被剥夺离境资格。

演员、制片等从业人员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风波。知名演员瓦法米尔因参演探讨伊朗保守文化的社会批判题材《出售德黑兰》，被判处1年监禁及90次鞭刑；《出租车》中的人权女律师角色演员，因影片内容涉及敏感议题遭当局定罪，面临38年有期徒刑和148次鞭刑；而《圣蛛》剧组则因作品引发的争议被官方点名批评，并收到死亡威胁警告。

面对高压政策，贾法·帕纳西始终未放弃对真相的追寻。其作品《出租车》通过地下拍摄手法，揭露了伊朗出租车行业隐秘的光碟交易网络，尖锐批判政府体制的封闭性与腐败现象。而2023年推出的《圣蛛》更将关注点转向女性生存困境，导演在创作过程中遭遇逮捕与驱逐，最终选择在邻国约旦完成影片拍摄，用影像继续叩问社会现实。

除了在银幕上的艺术表达，众多电影从业者还因对现实社会议题的关切而面临生命威胁。近期反头巾运动期间，《推销员》的主演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勇敢地表达立场，其举动引发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她并非孤军奋战，被捕后更多同行纷纷声援，展现出电影界在社会议题上的集体勇气。

相较于内娱明星在公共议题中往往选择明哲保身，伊朗电影人所展现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这种选择也源于他们所处环境的局限性。不仅电影创作受到诸多制约，他们更生活在全方位的限制之中。当生存空间被压缩至无路可退，反抗便成为唯一的选择。正如阿巴斯在采访中所言，「限制恰恰为人们提供了释放创造力的契机。」正是对自由的执着追求，赋予了伊朗电影永不停歇、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伊朗电影的发展轨迹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深刻启示。每当谈及中国电影的低迷现状，人们往往归因于创作空间受限。然而，被动接受限制是否真为唯一出路？伊朗电影人用实践证明，艺术的突破源于创作者的主动作为。在严苛环境中，有导演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实现艺术突围，也有从业者以无畏精神挑战制度边界。请勿忘记，艺术的本质在于无畏突破。